Vol.113 林志猛：诗人与立法者之争 |西方古典法律思想及其近代变革专题

简介

本文系“西方古典法律思想及其近代变革专题”第4期，原刊于《思想战线》2013年第1期，为编辑便宜已略去注释，感谢林志猛老师授权法思公号推送本文。

作者简介

文 | 林志猛

浙江大学哲学系副教授

在柏拉图的诸多对话中，诗教问题一直备受关注。《理想国》在展现诗与哲学的尖锐冲突时，柏拉图甚至对诗人下了“逐客令”。在《法义》（Laws）这部鸿篇巨制中，尽管柏拉图没有像《理想国》那样严厉批评诗人，却也对诗人做了种种限制。《法义》在探讨诗人与文艺的关联时，柏拉图多次表示，立法者应说服或强迫诗人们表现有德之人和恰当的快乐，以“正确地作诗”。正确地作诗还包括，要能制定合适的“法律序曲”以劝谕公民，使他们遵守法律并追求美德。因此，在谁更适合书写“法律序曲”的问题上，诗人与立法者也形成了竞争。柏拉图还特别指出，立法者本身也是诗人，能创作出最美、最好而又最真的悲剧。通过考察《法义》中诗人与立法者的论争可以看到，两者对文艺、模仿、劝谕和悲剧的理解有何不同，两者相互冲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。

一

如何正确作诗

在柏拉图看来，儿童最初的特征是喜欢喊叫和蹦跳，这就是音乐和舞蹈的起源。因此，结合歌舞的合唱训练乃是人最初的教育，好的教育要求唱好的歌、跳好的舞（《法义》654e4-5）。音乐包含曲调和歌舞，从而与教育息息相关。问题在于，如果立法者已在文艺上制定出善法，是否会允许诗人们随便教育儿童和年轻人，而不管他们在诗歌的韵律、曲调或言辞中找到的是何种快乐。若是这样做的话，孩子们和年轻人的美德教育就会受到严重威胁。这就表明，诗歌的创作对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，诗作寻求什么样的快乐、如何对待快乐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。诗人的创作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，不仅败坏了诗人本身，还使观众成了诗人的裁判和老师。观众本应从剧场里看到好过自己的人，并体验到更好的快乐。由于诗人们一味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，而没反对那些不恰当或不正确的快乐，观众只能得到完全相反的东西（《法义》658e6-659c5）。

为了防止诗人败坏观众也败坏自身，真正的立法者应说服或强迫诗人，“在他美丽而值得称赞的诗行中，通过描绘明智、勇敢和完美之人在节奏与和声中的姿势和歌，以正确地作诗”（《法义》660a3-8）。正确地作诗要求表现有德之人，好让观众效仿。悲剧展现英雄的捶胸顿足、痛哭流涕，喜剧描绘小丑的插科打诨，抒情诗让各种情感放任自流，都不是“正确”地体现有德之人的“姿势和歌”，无益于塑造人的好品格。因此，立法者还应强迫诗人们说，明智而正派的好人是幸福的，不管他是强是弱，是富是穷；最正派的生活最快乐、最幸福，而不正派的人过得可怜、悲惨。倘若有人声称坏人活得快乐，或不把有益的东西视为正当，那就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。

立法者应说服或强迫诗人说或做的事包括：表现德性完满之人，好人幸福而坏人不幸，正义与快乐、幸福直接相关。为何要强调正义与快乐、幸福的关联呢？柏拉图曾提到多数人的看法，他们认为“最好的东西”是健康、美貌、财富、敏锐的感官，甚至能成为僭主为所欲为。但是，若拥有这一切“好东西”却没有正义和整体美德，便是“最大的恶”（《法义》661a5-c5）。如果快乐不与正义同构，追求僭主式为所欲为的快乐，就会成为多数人梦寐以求的东西，最邪恶的生活也就成了最快乐的生活。因此，快乐不应成为评判文艺的标准，诗人应注意诗作提供的快乐恰当与否。要诗人描绘有德之人，就是要展现正确类型的快乐。

那么，最正派（正义）的生活为何最快乐、最幸福呢？根据柏拉图的说法，最正派的生活可获得人们和神们的赞美，也就是好名声，它高于快乐。此外，不行不义也不让人行不义，也是好而高贵且不令人不快。源于好名声和人神赞美的快乐，与正义达成了一致。不过，苏格拉底这类最正义者不行不义，却未能免遭不义，这种情形表明，正义与快乐、幸福其实无法完全同构。因此，说最正派的生活最快乐、最幸福乃是一个“高贵的谎言”。柏拉图认为，立法者有必要扯这样的谎，好让每个人自愿而非被迫地行一切正义之事。立法者可以凭借神话来说服年轻人的灵魂：播种龙牙，长出全副武装的巨人的神话就让人无比信服。这意味着，立法者可以像诗人那样编织神话，只是这种神话应着眼于让年轻人去追求正义，去过有德的生活，而非一味追求快乐。在《法义》中，柏拉图就改编了酒神狄俄尼索斯（Dionysus）的神话。按照传说，人们得到酒这件礼物的原因是，狄俄尼索斯被继母赫拉剥夺心智后发了疯，为了报复，酒神使所有合唱队都陷入疯狂。因此，酒给予人类是为了报复，想让人发疯。但柏拉图主张，酒是一剂药饮，可让老年人恢复青春，灵魂变得可塑，也能使敬畏植入灵魂，让人变得节制（《法义》672b3-d9）。而会饮则是教育的护具，可以洞察人的自然本性。柏拉图将逻各斯融入神话的改编显示，立法者创作的神话旨在塑造人的良好品性，说服年轻的灵魂向善，并有益于政治共同体。这也是立法者对诗人们的要求。作为神话的创作者，诗人们也应懂得神话的教育意义。

柏拉图指出，一切音乐都是形象的制作和模仿，正确的音乐应是对美的模型（样式）的正确模仿。模仿要正确，必须首先了解被模仿物的原型，快乐并非评判模仿正确与否的标准。因此，对于音乐、绘画等形象制作，一个明智的评判者应有三种知识：“首先，他必须知道事物本来的样子，其次是知道，在语词、曲调和节奏上，该事物的每种形象如何正确地制作，第三是知道这些形象如何制作得好”（《法义》669a7-b3）。显然，拥有这三种知识的明智评判者有如哲人。不过，诗人的制作并不含有这三种知识。诗人混搭男女的言辞，或将自由民的曲调和姿势配上奴隶的节奏，或混合人、兽、乐器等声音，这种“大杂烩”是为了逗乐年轻人。诗人们由于过度受制于快乐，而混杂哀歌、圣歌、阿波罗颂歌和酒神颂歌，用一种乐器模仿另一种乐器的声音。结果，诗人们歪曲了音乐本身，甚至宣称没有正确的音乐，快乐就是评判音乐的标准。由此，观众们狂妄地认为自己是胜任的评判者，能理解音乐中的美丑。文艺的放任诱发的过度自由，导致一种“邪恶的剧场政制”取代了“音乐中的贵族制（）”（《法义》700d4-701a3）。

柏拉图将音乐视为对好人和坏人性格的模仿，用于培育灵魂。因此，他在设置歌曲的模式时规定，一是要用吉祥的语言歌唱，而非像以前那样使用渎神的、悲恸的言辞和旋律歌唱；二是向诸神献祭时的祈祷要恰当；三是要求诗人们认识到，祈祷时必须尽力运用理智，以免错误地祈求恶而非善（《法义》801a8-b2）。在柏拉图看来，诗人族完全无法理解什么东西好和坏，倘若某个诗人创作的作品在祈祷方面不正确，他就会使公民们在“最重大的事务”上错误地祈祷。因此，诗人制作的东西不得有别于城邦的合法之物，有别于正义、美和善的东西。柏拉图将法律方面的正义和美同真正的善（哲学意义上的善）结合起来，由此暗示，诗人书写的祈祷文应以真正的善为标准。诗人混淆善恶，也就可能分离法律的道德与善。柏拉图要求诗人制作歌曲的祈祷文时运用“理智”，并正确地分辨善恶，就透露诗人应向最高的善看齐。诗人对公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，其创作应当非常审慎。诗人的祈祷文如果将财富视为最重要，公民们就会不断地向诸神祈求金银财宝，而遗忘了自身的修养。

诗人们书写了无韵律的词，并创作了无词的曲调和节奏，从而错误地将节奏和曲调跟歌词分开，无法让人了解音乐的整体意图及其模仿的价值。可以说，这样的制作并非正确的制作，也没制作得好。尽管诗人了解和声与节奏，诗富有迷人的魅力，但诗人不知道模仿高贵还是不高贵。因为诗人不晓得最好的文艺（音乐）“是什么”，及其“本来的样子”，也不知道其意图所在。这根源于诗人不具有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，对人的灵魂和自然本性没有整全的知识——诗无法像哲学那样回答“是什么”的问题。低于缪斯的凡间诗人难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既非何为高贵和低贱的合格评判者，又非何为诗或非诗（哲学）的最好评判者。因为，诗在人类事务上不具有真正的知识，只是模仿意见或德性的幻影。诗根据城邦的立法者或缔造者的教诲进行赞扬或谴责，实际上是模仿立法者，而立法者才模仿正义的样式。在此意义上，强迫诗人表现高贵之物而正确作诗的立法者，成了诗人的老师，诗人从属于立法者。

R. Stalley

 An Introduction to Plato’s Laws,

Indiana: HackettPublishing Company, 1983

二

诗人与立法者的劝谕

由于实际立法的人未必拥有整全的知识，其制定出来的法律就不会十全十美，有些人便不会服从，因此需要强制。“法律仅仅作为强制命令的话，那只是下限；而法律作为由理智完成的分配，必须归为上限。劝谕调节着这两个极端”。劝谕可使人们相信法律的正当，更容易认同法律。那谁最具有劝谕的力量呢？无疑，诗人最能劝谕人们。柏拉图原本表示，立法者不许诗人们随心所欲地创作，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所说的违背礼法，损害了城邦。但柏拉图随后似乎推翻了前面的说法，竟代表诗人们来答复立法者关于公民们应该做什么和说什么。柏拉图模拟诗人的口吻说，诗人一坐上缪斯的三脚凳，就灵感喷涌，无法控制自己的感觉，他塑造各种相互矛盾的人物，但他不知道笔下人物相互对立的说法何者为真。不过，诗人对同一主题可以发表多种不同的看法，立法者却只能在其法律中明白无误地呈现一种说法。例如，关于葬礼，诗人可以根据富人、穷人和中产者各个不同阶层的人，描述繁复、节俭和适度的葬礼，而立法者却只称赞适度的葬礼（《法义》719c1-e5）。看起来，诗人能以合宜的方式对不同类型的人说不同的话，诗人了解灵魂类型的巨大差异。正是通过塑造多种相互矛盾的人物，诗人呈现了人类品性的纷繁多样。诗人能就人事的原本面目来展现人事，似乎值得立法者学习。

像葬礼这类事情，诗人会要求立法者，在立法之前先谈谈什么和多大是适度。柏拉图由此提出了置于法律规定前的“序曲”（προοίμιον）。法律不应只有硬邦邦的条文，规定什么该不该做，要施加何种惩罚，而是要加入一些劝谕（）或说服的话（《法义》720a1）。为了阐明这点，柏拉图引入了奴隶医生与自由民医生的类比。奴隶医生不听取奴隶诉说病情，就凭经验下药，像个刚愎自用的僭主发号施令，而不解释为何那样做。自由民医生则“依据自然从源头探究病情”，并同病人及其朋友交流，在没有教导和劝谕病人之前，他不开药方（《法义》720b1-e1）。因此，立法也应像自由民医生那样，运用双重方法，将劝谕与强制结合起来，而非像奴隶医生那样仅使用强制这种单一的方法。双重的法律包含法律和“法律序曲”。法律序曲旨在劝谕而非命令，以让人更认同法律的规定，更容易学到东西。

由于诗人最能进行劝谕，极具适应性和灵活性，看起来更适合作为法律序曲的作者。但自由民医生的类比促使我们思考，这种法律序曲的劝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劝谕。自由民医生“依据自然从源头探究”，这不正是哲人做的事吗？哲人善于追根溯源，探究人的自然本性，难道自由民医生有如哲人？在《法义》唯一一处提到有关“哲学”这个语词的地方，柏拉图假设，有位自由民医生同患病的自由民对话，他“运用接近哲学化（）的论述，从根源上把握了疾病，并回溯到身体的整体自然本性”（《法义》857d1-4）。如果一个根据经验而非理性下药的奴隶医生撞见这位自由民医生，就会嘲笑他，说他是在“教育”病人，好像病人要的是变成医生，而非健康。由于将立法术类比于医术，柏拉图并不在意奴隶医生的指责，他认为，像他们这样讨论法律的人，乃是在教育公民，而非立法。这个类比表明，公民们如同患病的自由民，他们灵魂的疾病可以说是情欲、肆心、无知、爱牟利、懦弱，还有各种痛苦和恐惧，以及不虔敬，甚至包括沉溺于各种快乐和希望。立法者也应该“运用接近哲学化的论述”，从根源上把握公民们的这类疾病，并回溯到灵魂的整体自然本性。用暴力惩罚公民不是立法者的首要目的，教育公民走向美德、培育灵魂才是立法的要义。而教育正是制作法律序曲的目的所在。

真正立法者的法律序曲应对高贵、善和正义给出忠告，告诉公民们关于诸善的秩序，公民们应从中学习如何高贵、正派地行事，并依此评判自己的行为、选择和生活。显然，这样的法律序曲只有接近哲学的立法者才能书写。如此看来，诗人似乎无法完全胜任制作法律序曲。柏拉图以葬礼为例来谈诗人，让人困惑的是，他为何偏偏要举这个例子，而不以婚礼、崇敬诸神、父母等为例？关于婚礼，诗人不同样可以描述出繁复、节俭和适度的三种形式？或许，将诗人与葬礼并提，是在暗示诗与可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。婚礼和葬礼涉及到人的生生死死，贯穿人一生的起点和终点，两者都是人生中的大事。柏拉图提出的第一个法律序曲就涉及“出生的起因”——婚姻。单一的婚姻法只会规定，在30岁和35岁之间，人人必须结婚，没结婚将受到什么什么惩罚。加上法律序曲的婚姻法会在提到惩罚前先说，人的自然本性使人分有并渴望不朽，渴望成名而不希望死后默默无闻，便是对不朽的渴求。人通过传宗接代而分有了不朽和永恒，自愿舍弃这份不朽的人绝非虔敬，凡是不愿照顾妻儿的人，便是自愿舍弃了不朽（《法义》721b1-d5）。在这个法律序曲中，对结婚的鼓励融合了两种异质的要素。一种是传宗接代的实际考虑，另一种则是对不朽的高贵渴求——习俗要素与哲学要素融为一体。可以看到，这个序曲是在对两类人说话。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极有必要结婚并生儿育女，照顾好家庭，这对城邦的稳固和个人健康的生活都必不可少。对于少数人，成名的渴望使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实现不朽——这个序曲提到这点，无疑是在鼓励这类人超越家庭和城邦，但这只是深深地隐藏于其中。因此，针对所有人的同一部法律并非铁板一块，丝毫没有灵活性，恰恰相反，借助法律序曲，它可以鼓励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选择，而这些选择都有益于城邦和个人。

柏拉图以婚姻为例制作的这个法律序曲，是在针对或效仿诗人吗？婚姻法的序曲针对所有人，又暗中区分了多数人和少数人，就像诗人那样对各个阶层的人言说。但诗人用的是不同的言辞，而立法者用的是同一种言辞。立法者一题一说，却又能让不同的人听出不同的意思。这是因为，立法者暗中区分的灵魂类型，是按智性的高低来划分，诗人则是按财产等级来划分。可以想见，如果将诗人关于葬礼的说法写入法律序曲，必定会激起多数人的愤怒，因为这无异于在公开彰显不平等。但这个婚姻法的序曲通过暗中区分并模糊不同类型的人，实现了所有人的和谐。同时，这个序曲兼宗了诗性和智性，能激起人的深切渴求（爱欲），有如完美的诗歌。这也回答了诗人所问的什么是适度。适度就在于贯通上上下下、高高低低，使不同类型的人的诉求协调一致。而诗的难题就在于无法呈现最高类型的人，因此从根本上讲，诗人无法获得适度，制作真正的法律序曲。那为何要鼓励立法者向诗人学习呢？毕竟，能运用哲学化论述的立法者可遇不可求，后世的立法者大多低于柏拉图这类立法哲人，有必要向诗人学习区分不同种类的灵魂和习性，学习诗人的修辞技艺和劝谕能力。据说，悲剧是“最能迷住灵魂的诗”。法律要有像诗一样的魅力和优雅，而非只是干巴巴的宣传手册。立法术应将推理性的知识转变为大众所能理解的诗，将知识转化为有益的意见，将逻各斯转化为诗或神话，借助诗的想象力和平易性弥合多数人与少数人的鸿沟。

【美】施特劳斯 著 
《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》

 郭振华、叶然  译
 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

三

‍‍‍最真的悲剧‍‍‍

对于诗人们用各种音步创作的诗——包括悲剧和喜剧，无数人认为，年轻人要获得正确的教育，必须用心学习所有的诗，沉浸于其中。另外，还要摘录出一些诗，编成“诗集”，让学生们认真学习并牢牢记住，通过各种体验和学习成为“好人和睿智者”（《法义》810e6-811a7）。但柏拉图怀疑这些说法是否为好，因为，诗人们有许多说法并不高贵，让年轻人学习他们的作品存在很大的危险。那么，谁的作品适合年轻人学习呢？在柏拉图看来，《法义》中的对话汇集起来看，各个方面都像是“一种诗”。这种“诗”比其他任何诗或散文都更适合年轻人去听，是评判其他作品最恰当的标尺。法律维护者和主管教育者应强迫教师们去教导并称赞这种诗。柏拉图甚至说：

““我们本身也是诗人，我们已尽全力创作了最美而又最好的悲剧；无论如何，我们整个政制的构建，都是在模仿最美而又最好的生活方式，至少，我们认为，这种生活方式确实是最真的悲剧（  ）。（《法义》817b2-5）” 

为何柏拉图称自己的言辞为诗呢，甚至是所有诗的标准？他的诗中又有什么动听的故事，值得年轻人去听？或许，年轻人应该听听关于法律的故事：他们的法律如何产生，立法者如何开始犯错，为何拒绝接受许多论点，并根据自己的权威“补充、舍弃、纠正和改变一位匿名的雅典人留下的东西”。年轻人可以从《法义》这种融入论证的故事中，获得许许多多有益的教诲。因为，这种关于法律的故事着眼于教育，而非立法或对惩罚的强调。《法义》那些高贵的言辞乃是教育的依据，为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从这样的故事中，我们可以听到贯穿人一生的事情：出生、成长、结婚、死亡，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灵魂、身体和财产，如何妥善处理自己的各种情感，如何崇敬诸神、祖先、父母，并加入这个政治共同体，承当相应的职责，在其中实现自己的高尚人生，过上有德的、从善的生活。这种砥砺灵魂、激发人追求智慧的故事，有必要让年轻人好好学习。

刘小枫、陈少明编

《柏拉图与天人政治》

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

立法者创作的悲剧最美、最好而又最真——将真、善、美集于一身，因为，他们构建的“悲剧”（政制）是对最美、最好生活方式的模仿。政制体现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，悲剧也展现人的生活和命运，但悲剧并没有呈现最美、最好和最真的生活方式。归根结底在于，诗无法模仿智慧者、纯粹的好人，亦即哲人，而只能模仿各种低于哲人的有趣角色。因此，诗无法模仿最好的生活方式，即哲学的生活方式，诗表现的是低于哲学的种种生活方式。而人的问题或政治问题要获得根本解决，只能依靠哲学，唯有哲学才能揭示政治的本质及其界限，并提供解决之道。悲剧或喜剧的解决乃是不适宜或荒谬的解决。对于悲剧，最好的生活是政治生活。但政治本质上讲是不完善的，不存在完美的政治，由智慧者统治的生活在现实中并不存在。

柏拉图为何要把立法者的作品比作悲剧呢？两者又有什么异同？可以看到，两者有着共同的主题：灵魂问题，人与神的关系，善与恶的关系，道德与政治问题等等。两者也都包含各种戏剧要素。《法义》采用对话的形式，并让各种主题（政制、法律、宗教、伦理等）交织在一起，这些主题的相互作用如同悲剧中人物的相互作用。不同的是，《法义》作为某种意义上的“宗教剧”，诸神只是出现在背景之中，而非像诸多戏剧那样，诸神直接出现在剧中。在《法义》里，诸神没有成为戏剧人物的主宰者，控制其行为和命运。在柏拉图的对话中，载沉载浮的是言辞，而非某些具体人物的生活和命运。言辞中的论证与人的戏剧构成一个整体。柏拉图使三名对话者通过充分的论述，而在最好的政制与法律上达成一致，这样的论述并没有受到诸神的干预，尽管保留着对诸神的崇敬。

柏拉图的悲剧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悲剧，既有故事又有论证，既是诗又是非诗，既涉及政治又指向哲学，这种悲剧关注整全，而非只是某些事物。柏拉图这种最真的悲剧的核心精神在于正确的教育，包括对公民的教育，乃至对立法者本身的教育——柏拉图的对话就呈现了对两位年老立法者的典型施教。一般的悲剧主要通过激起怜悯和恐惧的情感，而使之获得洁净，甚至变得高贵，但它们并不晓得洁净这些情感的真正目的何在。一般的悲剧无法像“最真的悲剧”那样，清楚地定出诸善的等级秩序，引导公民们完善自身的灵魂，摆脱情感的奴役，并指导立法者-缔造者进行立法和创建城邦。最真的悲剧模仿克诺洛斯（Kronos）统治下的生活——让高于人的精灵来统治人。因此，最真的悲剧构建的政制是对神制的模仿，这种政制将使人获得最可能的幸福。不同的是，在神意消失的时代，在人统治人的时代，克诺洛斯的精灵将由具有哲学心性的立法者来取代。一般的悲剧强调英雄的伟大及其死亡，并突显诸神对人的错误的惩罚。但最真的悲剧在尊重传统的同时，也彰显理性、智慧的重要作用。

柏拉图还表示，身为艺术家和“最美戏剧”的表演者，立法者是诗人们的对手。因为，唯有真正的法律才天然能使最美的戏剧趋向完善（《法义》817b7-8）。最美的戏剧展现最美而最好的生活方式，唯有真正的法律才能实现这种生活方式。诗人们并非真正的立法者，他们无法制定出真正的法律和政制，相反，他们的作品可能与法律的教诲相冲突。立法者的作品对高贵、善和正义给出了告诫，是城邦中最高贵和最好的作品。在柏拉图看来，荷马等诗人对生活和习俗写下过糟糕的看法，相比吕库古、梭伦这些立法者，他们更应感到羞愧。最古老、最聪明的诗人也应在真正的立法者面前感到羞愧，因为，他们不懂得真正的高贵、善和正义，未拥有关于灵魂的整全知识，他们应附属于创作最真悲剧的、追求真知的立法者。

从诗人与立法者之争可以看到，如何正确作诗的关键在于，如何展现有德之人和正确类型的快乐，并创作出恰切的“法律序曲”和“最真的悲剧”。无论诗人还是立法者，唯有认清人的自然本性和人类事务的本质，才可能制作出合适的音乐和“悲剧”（政制），以劝谕并引导不同类型的人过上符合自己本性的善的生活。诗人和立法者对城邦公民都拥有教育权，但要塑造完美的公民，诗人必须向真正的立法者学习创作最好的音乐和最真的悲剧。这意味着，诗人要像真正的立法者那样关心美德和爱智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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